能源危机下，欧洲中小科仪企业路在何方？

记得本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温室气体甲烷的故事（详见《一个“承诺”引发的涉碳故事》一文），没想到9月末甲烷居然引发了全球性的普遍关注。

当很多国家还在苦哈哈地为如何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而殚精竭虑时，格林尼治时间9月26日，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相继发生爆炸泄露。

据央视新闻援引挪威大气研究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月30日，已有至少8万吨甲烷气体（注：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扩散到海洋和大气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甲烷泄漏事件。

丹麦博恩霍尔姆岛东北部的海面上出现爆炸天然气泄漏的情况，来源央视新闻

同时，波罗的海的这几声巨响，也几乎断绝了欧盟和俄罗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妥协的最后一丝可能。这对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的影响尤其巨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成功的商业模式有两根最重要的支柱：一根是俄罗斯大量的廉价能源；另一个根是中国的供应链及广袤的市场。

现在，一根支柱基本塌了，另一根也在摇摇欲坠。（注：德国目前三党联合政府内的不止一位政客都谈论过要和中国“脱钩”）

事件发生后，许多主做政经题材的自媒体大V都在分析，没有了廉价的能源，以德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将无可奈何地向着本土“去工业化”的道路前行。

因为天然气在工业领域不仅仅是燃料，更是原材料和电力来源。譬如目前值得检测从业人员关注的甲醇汽车的燃料，其主要生产原料之一就是天然气。（参见本号《目前还需要加“”的新能源汽车，值得我们关注吗？》一文）

今年春季的时候，欧洲天然气现货交易平均价格还在每千立方米250美元至300美元区间波动。而到了今年夏末，欧洲天然气价格已飙升至每千立方米约2500美元。

电价同样失控，以今年9月上半月为例，英国、法国、德国市场交易电价暴涨至去年同期的4~10倍。

对于一般企业而言，电费占企业营业成本的10%左右，如果高了，就会大大侵蚀利润，自己的产品又不能无限制的涨价，那么，当企业无利可图的时候就会倒闭。据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今年9月对近600家德国中型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现在德国每10家中型企业中就有1家因天然气价格而减产或停产。

注：按照德国标准，雇员在250人以下、年营业额达到4000万欧元至6亿欧元的企业为中型企业，大约有5900家。

要知道，德国的中小企业在德国企业中的占比超过99%，为德国GDP提供了54%的贡献率和62%的就业机会。

另据德国经济研究机构（IWH）的数据，就在8月，约有718家德国实体宣告破产，同比增加了26%。IWH警告称，秋季将出现更多的破产申请，预计9月将增加25%左右，10月增加33%。

一个首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制造强国，现如今却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境地，不由得让人唏嘘不已。

而在科学仪器这个行业，欧洲也同样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研制生产诸如实验炉、试验箱、旋转蒸发仪、冷冻干燥机、搅拌器等实验室设备的中小型企业。那么，因俄乌战争导致的欧洲能源价格暴涨，对它们是否也产生了影响？

鉴于数据来源有限，我们暂时选取了工业或实验室用电阻加热炉及烘箱（HS编码：85141990）作为代表，分析一下今年1-8月份，德国此类产品对华出口的变化趋势，算作是管中窥豹吧！

2022年1-8月份，德国总计对华出口6473台此类产品，总计金额为504,673,296元。下图为中国大陆各月自德国进口的台数：

 非常明显的是产品进口在3月份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而俄乌军事冲突的爆发恰好是在2月末。此后，在6月份虽然略有回升，但7、8两个月又开始掉头稳步向下。并且，后四个月的进口产品均价较之前4个月增长了40.5%。

为了试图搞清楚当时这个“断崖式”的下跌会不会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拿另一个实验炉强国——美国的相应数据作为参照。

 从上图可以发现，美国3月份此类产品的对华出口数据非但没有大幅下降，反而较之前一个月有一个上升。从整个时间跨度看，虽然也存在上下波动，但并未出现类似德国那样数量级的变化。后四个月的产品均价虽较前四个月也有所增长，但增幅远小于德国的数据，为23.84%。

虽然因为数据有限，我们尚无法得出很明确的结论，但德国乃至欧洲的中小科学仪器企业的未来动向确实值得关注。

目前，在整个产业链条里，一些离能源最近的企业最先受到能源危机的冲击。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因为高涨的能源价格，欧盟目前至少有50%的有色金属企业已经关闭，另外还有大量的化工企业也被迫关闭。

如果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欧盟的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将成为必然。

比如，在德国总理、经济部长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德国巴斯夫集团投资中国100亿欧元，在中国广东湛江建设一座世界级化工一体化基地。这是巴斯夫集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笔对外投资——2022年9月6日，一体化基地项目已全面建设启动，首套装置投产。

如果来自能源价格的压力继续向产业链的后端传导，包括科学仪器在内的欧洲中小企业是否也会步这些跨国巨头的后尘，向欧洲以外地区转移产线？

9月初，有专业信息提供网站整理过科学仪器外企在2022年中国本土化生产的新动向。从汇总的结果上看，都是诸如岛津、赛默飞、安捷伦这样的科学仪器行业标杆企业在追加对华投资，鲜见欧洲中小企业的身影。那么，这其中是否有些共性的原因呢？

让我们还是以德国的中小企业为例，对此稍作探究。

首先向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本书（可在文章最下方领取）——《德国的七个秘密 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这本书有中译本，作者是戴维·奥德兹（David B. Audrestsch）和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

注：戴维·奥德兹（David B. Audrestsch），美国经济学家，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发展特聘教授；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德国经济学家，奥格斯堡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全职教授。

来源网络

这本书的第二章，“小即是美”专门描述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八个特征。

譬如，它们大多数是家族企业，而且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有的传了几代人，甚至传了十几代人。例如仪器界熟知的贺利氏特种光源的母公司德国Heraeus集团已由第五代家族成员执掌公司、以实验室搅拌器闻名的德国IKA集团已经传到第四代、试验温控箱体的领导者之一德国Memmert公司传到第三代……

Memmert恒温恒湿箱，来源网络

而且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地处偏远，属于地理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企业世世代代待在这个地方，不但经营者是世袭的，有时连员工都是“世袭”的，上一代员工的子女长大后，继续在这家企业工作。

其次，这些家族企业普遍抗拒通过上市融资来换取增长，尤其当涉及控制和决策问题时（因为这些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它们更依赖于自身积累而发展。

如果缺钱的话，譬如要对技术开发进行长期投入时，它们向外界融资的主要通道是向银行贷款。为此，德国政府成立了一批政策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又或者成立专项基金，为优秀的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注：政策性银行一般是由政府出资设立，肩负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特殊使命、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银行。

这些看似保守的中小企业，却为德国贡献了大量的“隐形冠军”。全球共有3000多家“隐形冠军”，其中德国就占了将近一半。它们不以价格战来抢占市场，而是依靠产品质量和持续性创新（而非突破性创新）取胜。

注：“隐形冠军”这个词，是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拨企业：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领先生产商，所以是“冠军”；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公众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是“隐形”的。

突破性的创新工作则主要交给德国的研究机构，譬如像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马普学会等，这些研究机构得到德国政府的大力资助，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领域推进创新，补齐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短板。

而为了做到前面所提到的两点取胜前提，一支技术水平高、忠诚度高的产业工人队伍必不可少。

后面这个“高”由于涉及到企业管理体系的设计和企业文化的打造，这些东西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本文不多费笔墨，只给几个数字。

德国中小企业工人的工作任期平均长达33年，与此相对，美国企业的雇员平均在一家企业工作的时间不到4年。德国企业CEO的平均任职时间也是他们美国同行的4倍。（注：数字引自互联网，仅供参考）

至于前一个“高”，具体而言就是，德国中小企业对于工人的定位，绝非是流水线上随时可以替代的“零件”，而是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这里牵涉到一个德国特色——学徒制，也是德国双元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德国35岁以下年轻人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比不到40%，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其他人则选择进入职业学校接受双元制培训。

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即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初中毕业的学生先与企业签订学徒合同，再到相应的学校学习。学生花1/2-2/3左右的时间在企业里当学徒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剩余时间在相关职业学校里当学生接受专业理论和文化知识教育。

双元制学生学习期间，学费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除了免学费、免缴医疗保险外，学生每月还可从培训企业取得实习津贴，一般每月不会少于800欧元。学徒毕业后，一般直接进入培训的工厂工作，就业率高达95%。

二元制教育使得年轻人不仅能够获得技术技能，而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职业习惯、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的价值认同，成为德国制造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年轻人之所以愿意选择读职业学校做技工，除了学生期间可以享受各种国家补贴外，还得益于德国整个社会对于“工匠”职业的尊重和不亚于白领的优厚薪酬、福利及职业上升空间。

反过来，由这种独特的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技能工人又成为德国“隐形冠军”的核心优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中小企业除了某些制度上的原因外（譬如劳资共治），在客观上也很难将产线，特别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出去，基本都在德国本地生产。

在面对亚洲制造的价格优势时，它们则通过专注创新和技术进步以提升质量，来覆盖工人的高成本（要不说德国的仪器贵呢），维护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除了提供高薪酬的制造业岗位外，这些中小企业还通过出口为德国创造了大量的贸易盈余。

结语

应当说，德国所选择的这条制造强国的道路，一直以来走得很成功，直到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2020年德国中小企业海外销售额下降17%，为十余年来最低水平（注：数据来自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而俄乌军事冲突所导致的欧洲能源危机更是让已经低迷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未来，德国乃至欧洲中小制造企业的路将如何走还很难说。是继续“一根筋”的坚守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经营哲学，选择把更多精力放回到欧洲本土市场？还是灵活变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成本洼地来转移产线？

科学仪器行业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