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脖子”,是近几年使用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

本来,“卡脖子”这个词最初是被用在高科技领域的,是指那些目前尚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关键核心技术,像这些年被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高制程芯片制造技术等。

只不过,现如今这个词有点“泛社会化”了,似乎哪儿都可以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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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的王海舟院士在公开场合还专门呼吁过,“‘卡脖子’这个词儿,别乱用”。

当然,王院士所提到的“别乱用”,根据本小号的理解,还是指科学技术层面。就是说,不是所有我们自己目前不能造的东西,都是因为被别人卡着脖子,有些是因为相关市场太小,自己研发制造不如外购划算。

但实际上,“卡脖子”这个词儿早已经超出了科技研发范畴。像流程问题、职责问题、考核问题……都可以被一家企业或机构归结为“卡脖子”问题。

也许,这么讲可以更加“吸睛”?还是说言必称“卡脖子”已成为一种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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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来自中国冶金界的一位顶级科技专家,王院士上述犀利的观点,想必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国的钢铁行业,就有活生生的案例可以作为王院士观点的佐证。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6年。

那一年,国家二把手在山西太原钢铁煤炭行业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

好家伙,中国作为全球圆珠笔的生产大国,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居然圆珠笔里的一个部件是全部进口的!消息见诸报道后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随之各种奇怪的言论甚嚣尘上。

捶胸顿足、怒其不争的有之;感觉天要塌下来的有之;冷言冷语的也有之……

好在随着后续真相被陆续披露,才把某些国人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

就拿圆珠笔的笔头球座体用钢来说,它确实需要特殊的配方,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但问题在于这种特种钢材的整体用量实在是太小了,主要就是圆珠笔的笔头上用,还没有广泛应用到其他行业。

圆珠笔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便宜的几毛钱最贵的也不过几块钱,其中的利润薄得可怜。您就算是垄断了全国400多亿支圆珠笔的笔头,这块的利润也才3000万左右,特种钢材总额不过一个多亿。这点钢材,对于一家钢企来说,可能一炉钢就够用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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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技术实力的大钢企根本没有动力去主动进行研发。因为你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出来以后,一年只要做出几炉来就够用,从经济上讲实在不怎么划算。

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片段被媒体这么一炒作,这事儿的性质就不大一样了,不是政治任务也成了政治任务。

一年以后,太钢集团那边的捷报就来了。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相关项目的支持下,国产圆珠笔笔头“笔尖钢”已具备了批量生产能力。

国产“笔尖钢”一问世,市场立刻做出反应,日本企业迅速将笔尖钢的价格降低25%,太钢的股票也是大涨了一波。

所以说,工业分工里有很多类似圆珠笔笔头之类的冷僻门类,利润低、市场小、无关经济命脉,大企业根本看不上它,国外多是一些有祖传绝活的中小企业在弄,发不了大财但也岁月静好。

这些东东究竟算不算“卡脖子”,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类似的例子在科学仪器行业可能不是如此的鲜明,但多少也能寻到一些。

譬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大多数质谱仪市场主要为进口产品所占据,可能除了氦质谱检漏仪等极少数品类外,大多数细分市场基本上是国外公司的天下,根本看不到国产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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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仪常规氦质谱检漏仪,来源网络

近些年,随着质谱市场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产厂商开始进入,2018年的数据显示,国产质谱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15%左右(注:数据源自互联网,仅供参考)。

正是由于国产质谱市场的逐渐发展,再加上国家层面的重视、军工单位的介入,原来一些“卡脖子”的质谱关键技术也开始被慢慢突破,例如很多质谱仪器要用到的四极杆质量分析器。网上这方面的介绍文章有很多,本文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未来国产四极杆的发展前景,同样和国产质谱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只有市场足够大,才会有人愿意往里面继续投入不是。

反过来,只有更多的产品用上国产的四极杆,也才能给它更多的实践试错机会。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就更谈不上去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完善你的产品。

质谱仪器的技术原理本身没有多少奥秘可言,更多时候是制造过程中经验积累的问题,欧美日公司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先发优势。

曾经有海能公司的某位高管借助官方媒体大声疾呼,恳请国内的专家、用户们多用、狠用国产仪器,大概也是想尽可能缩短这一必须要经历的试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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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卡脖子”,要有“杀手锏”

“卡脖子”这个提法最早从何时而起,很难考证。

有人认为,是现任大领导在2013年9月举行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上使用这一表述后,开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但如果对我党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会发现至少在第三代核心时代,“卡脖子”的提法就已经开始为国家层面所使用,只不过可能由于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没怎么传播。

2000年7月,以色列在美国的重压下,宁愿支付3.5亿美元的违约金,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共同研制预警机的合同。

当时的国家军委主席随即做出了“研制部门一定要争口气,否则总是要被人卡脖子”的重要批示。这也才有了后来2009年“国产大预”在国庆阅兵式上的惊艳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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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型预警机,来源网络

当然,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仅是感慨前人的不易,也希冀发掘一些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因素。

在上世纪90年代,除了这个“卡脖子”外,还有一个当时的军迷比较熟悉的词语——杀手锏。

杀手锏,又名撒手锏,经常出现在一些评书当中。譬如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就有一手“撒手锏”的绝招,总是在关键时刻帮他克敌制胜。后来这个词多指代那些杀伤力巨大的看家绝活。

“杀手锏”这个词汇登上中国的官方舞台,依然和美国密切相关。呵呵,没办法,鹰酱一直逼着兔子在不断进步。

时光要回溯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当时的美国出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凭借着其视距外作战能力,让中国人民海空军应对起来感到异常吃力。

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江核心提出要解决制约美国航母的“杀手锏”问题。

像后来陆续问世的DF-17、DF-21D、DF-26导弹等,都属于专门为航母准备的“杀手锏”级别的武器,用常规弹道导弹打航母也成为了中国的独门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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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26导弹,来源网络

回到当下,“杀手锏”技术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多数国家的共识,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生产要素不断走向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率。不同类型的国家处于世界生产的不同产业链条上,互惠互利,取长补短。

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太现实把每项技术都做到世界领先。

一架波音747飞机需要400万余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绝大部分并不是由波音公司自己生产的,而是由65个国家中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个中小企业提供。你能凭此判断波音公司就是一大号的联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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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音747飞机,来源网络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原来基于全球化构建的产业链很可能会遭到某些国家的破坏,这也才导致了“卡脖子”问题的出现。

那么,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基础上,能否也发展一些“杀手锏”技术去卡别人的脖子?能否以此为筹码,通过谈判交易,走出第二条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路径?说到底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为了利益,资本甚至可以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

中科院研发的基于深紫外激光技术的系列光电子能谱仪,就有点科学仪器行业“杀手锏”的味道,这是我国在凝聚态物理关键问题领域的“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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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研发的基于深紫外激光技术的光电子能谱仪,来源网络

只不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还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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