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985高校挨个“过筛”！

据说，中国最早的中央巡视制度可以追溯到汉朝。

到了明朝，还出现了巡按御史这么个临时编制，也叫钦差，专门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府、州、县行政长官都是他的考察对象。在一些影视剧里，这个官也被叫做八府巡按，这个称呼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清朝八府巡按，来源网络

这个官名听起来好像很牛的样子，但实际上它的品级很低，只是一个正七品，与一个县的县令是平级。

不过因为是天子直接派下来的，所以位卑但权重，可以直接根据调查审案判案。

这个和我们当下熟知的中央下派到地方或者国有企业或单位的中央某某巡视组就有区别了。我们现在巡视组的职责是调查发现问题，然后反馈给中纪委和中组部领导，而不直接参与办案。

巡视这种制度倒也不完全是中国独有，在西方，也有一种类似的制度，那就是起源于北欧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不过，这不是这次要聊的话题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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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不是白拿的

那么为啥本文的开头要提到巡视呢？因为9月份，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所谓“中管高校”，即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高校，其党委书记、校长职务均列入《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为中管干部。目前，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均为副部长级。

这已不是中央第一次派员对中管高校党委进行专项巡视。上一次应该是在2017年，被巡视的中管高校共29所。今年增加了2所。

同往年一样，今年被巡视的高校，无一例外，也都是985学校，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

可以发现，全国一共39所985高校中，几乎80%的学校被中央巡视组莅临。

虽然有人一直在呼吁高校去行政化，说白了就是希望弱化党委在学校里的权力，实现所谓“教授治校”。不过，这种事情感觉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太靠谱。

说两个比较现实的原因：一是美国对中国的高校一贯重视，像“实体清单”也都没把它们落下；二是还有像方励之这样的前车之鉴。

而且，高校的行政级别直接对应每年能从国家财政中获得资源的话语权。如同古代打仗靠粮草一样，科研也靠资源投入，聘人才，买仪器等等都需要花费大量资源。

像这31所副部级大学，与所在地区的普通高校相比，其科研经费可能是地方高校科研经费的十几倍，甚至是数十倍。就拿“北清”这两所中国的龙头名校来说，在2020年被削去20%的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各自的年度财政拨款预算依然超过45亿元。

这里插句题外话，很多网媒曾经评论，因为这两所学校没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所以这次削减是给北大清华一个警醒云云。想法很清奇，但恐怕有点想多了。

众所周知，2020年实在是个特殊的念头，全国都在过紧日子，所以国家对很多高校的财政拨款都进行了压缩。否则，又如何解释上了“黑名单”的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年度预算同样被削减了？

好了，咱们再把话题拉回来。总之，这种常规巡视，还是应以平常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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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问题点了这6所学校！

关于此次巡视组对各大中管高校反馈的主要问题，网上都能查到，这里不再全文展示。本文只对其中一个方面，即高校采购方面存在的问题，粗浅地做下解读。因为《中国政府采购报》曾撰文指出，“在科研经费中，科研仪器的采购支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

通过简单的关键词搜索就可以发现，此次问题反馈涉及招标采购领域的，共有6所学校，具体如下：

上海交通大学

反馈意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到位，管党治校不够严格，校办企业、招标采购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同济大学

反馈意见：“……全面从严治党意识不够强，落实“两个责任”不够到位，设备采购、附属医院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

厦门大学

反馈意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基建、采购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

反馈意见：“……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资产后勤、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控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然存在。……”

四川大学

反馈意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压力传导不到底，财务管理、基建后勤、招标采购等领域廉洁风险较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有表现。……”

天津大学

反馈意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有力，压力传导不到位，以案促改效果不明显，校地合作、招标采购、校办产业等重点领域廉洁风险较大，“四风”问题仍然存在。……”

如果从问题反馈用词的严厉程度上分析，对四川大学和天津大学，巡视组均使用了“廉洁风险较大”的字眼。这说明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次一档的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则是“存在廉洁风险”。说明存在一定问题。

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评价是“廉洁风险防控不到位”。这应该指的是预防机制还不健全或者是有漏洞。

实验室仪器设备，来源网络

其实呢，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一直存在着规范和效率之间的矛盾。

目前高校的采购活动主要以政府采购为主，原因无他，因为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政府采购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运行程序，对采购人、采购机构、财政部门、供应商等相关采购主体在每个程序中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对每个程序环节的时间限制也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这种严密的运行机制保证了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开展。

但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采购程序复杂，时效性差。有些省份10万元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平均周期至少在2—3个月以上，进口仪器设备采购周期更长。笔者听说过的比较夸张的情况是，有时候仪器设备终于安装到位了，这时候突然发现，仪器厂商已经有新的型号或技术出来了。

近年来，国家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各级政府也在为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频频“松绑”。2018年，国务院更是发布《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投标程序，缩短采购周期”，这赋予了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

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同样也有“松绑”的目的在里头。

不过，很多时候，中国的事情属于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围绕着高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未来肯定还是不断会有热点值得关注。

尤其是自今年以来，对于高校购置原装进口仪器的审批越来越严，而很多高校科研人员又特别青睐进口仪器。那么，究竟应不应该买进口产品，理论上，你总还得再花点时间做个经得起各方推敲的进口论证吧。否则，一旦被商业媒体揪住，对它们来说，那可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增流量。

所以，效率与规范，实在是一个让人纠结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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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风险究竟指什么？

从公开发布的巡视组反馈意见来看，概括性比较强，并没有涉及到细节的东西。所以本文最后想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大致总结一下政府仪器采购廉洁风险几个主要的表现形式。不全之处，欢迎评论补充！

一是资格性条款具有限制性，将某些非国家强制性标准作为参与投标的门槛，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参加。譬如，要求参与投标的单位必须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就属于此类；还有像对投标人的注册资金设置限制等等。

二是在技术指标上做文章，这个是更加普遍的手法。具体而言，就是将是否满足某个不影响实际使用需求的指标作为废标依据，而这个指标只有特定供应商具备，从而有“变相指定品牌”的嫌疑。这样的例子在仪器招标过程中经常能够见到。譬如说，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疾控中心采购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就属于此类案例。

当然，还有很多情况下，那些“陪太子读书”的供应商选择息事宁人，放弃质疑，以免得罪采购人而影响自己以后的生意。同样，很多时候评标专家违心在评审意见上签字，也是不想得罪采购人，而非专业水平不够。

其他的表现形式还有像将本该公开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肢解成若干个小项目，使每个小项目的预算金额低于采购限额标准，从而规避公开招标；在仪器设备验收环节中，验收人员因受个人利益驱使或管理疏漏，导致对验收把关不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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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毫无疑问，大学可能是一方净土，但绝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对于国家而言，大学是一股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力量，民之所系，国之根本；对于教授们来说，大学则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同时也希望能在那里享受到充分的学术自由；对于仪器厂家呢，大学自然是一个孕育着巨大商机的市场。

而这不同利益间的交织博弈，也许在政府采购上反映得尤为清晰。